6月10日，在首届中国资本市场法治论坛“基金市场的创新发展与制度完善”圆桌论坛上，基煜基金董事长王翔、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肖宇、西部利得基金总经理贺燕萍、重阳投资总裁汤进喜、景林资产合规风控负责人秦子甲、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殷豪、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倪受彬等齐聚一堂，纵论法治保障与基金业高质量发展。

基业何以长青

中国基金行业发轫自1998年，25年来行业稳健、有序发展，实现了管理规模的快速增长，在居民理财、个人养老方面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在贺燕萍看来，中国公募基金行业快速健康发展，与严谨、规范的制度建设分不开。“行业从一开始就打下了坚实的法律基础，可谓先有法再有行业。而且，行业的全链条监管力度较强，作为普惠金融产品，公募基金行业也接受着全社会的监督。”

汤进喜认为，基金行业的快速成长有三方面因素：一是完善的法律法规。基金行业一直是法规先行的行业，不仅相关法规出台在行业诞生之前，基金行业的所有业务开展均是先有法律法规出台，随后进行试点、实行，因此行业中所有业务的开展都有法可依且风险可控。二是严格的业务监管。基金行业从诞生开始便实行强制托管制度。与此同时，监管部门根据基金法对各个业务环节、业务类别制定了监管规则，包括机构监管、人员监管、基金托管、信息披露、基金运作等，使得行业发展稳健、有序。三是国际化程度高。从机构构成看，目前公募基金管理公司中近三分之一的公司属于合资基金管理公司，基金行业的公司治理风险控制、合规管理等方面均借鉴了境外成熟市场的先进经验。

倪受彬表示，中国基金行业的快速发展还在于抓住了时代赋予的机会。一方面，国民财富经过积累后，产生了较大的投资需求；另一方面，在资管新规要求下，净值化转型开新局，保险、期货、信托都进行了全面的净值化转型。公募基金产品作为净值化产品，本就具有较好的经验积累和优势。此外，对于混业经营的探索也是基金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。

多维度推进可持续发展

凡是过往，皆为序章。过去25年，基金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，展望未来，行业该如何进一步实现可持续发展？

对于行业发展转型的关键点，贺燕萍总结了三点：一是规范。规范是最好的营商文化，是基金行业发展的基础，而信息化是最客观、严谨、公平的管控手段，借助信息化能实现精细化管理。二是提效。基金公司运用科技有利于将简单的工作重复化、重复的工作流程化。三是传承与迭代。从传承角度看，科技实现了数据和信息的沉淀；从迭代的角度看，科技能为复杂策略的迭代赋能，使运算过程更加准确。

殷豪坦言，一些投资者对资产管理产品的认知较为浅显，原因在于，部分理财经理或基金销售人员在推介产品时不尽职，没有充分揭示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。一旦产品暴露风险甚至出现本金亏损，投资者会受到巨大伤害，甚至对资产管理产品失去信任。因此，在投资者教育方面，资产管理机构应持续发力，引导投资人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，从而推动资产管理行业健康发展。

具体到私募领域，汤进喜认为：首先，行业须坚持以投资者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努力解决“基金赚钱，基民不赚钱”的问题。其次，私募要加强文化建设，要强调价值投资、长期投资，而非通过短期主题投资、内幕交易来获取收益：在合规文化方面，应严守合规底线；在竞争文化方面，不能通过贬低同行来进行竞争，而是要以专业能力进行公平竞争。

秦子甲表示，私募的投资运作必然伴随宽泛的自由裁量权，在此背景下，强化信义义务极为重要。与此同时，在部分纠纷案件中，相关合格投资者仅在财富层面达到要求，其投资理念和专业能力还不够成熟。因此，监管者、私募等各方有必要在投资者教育基础上，更为重视对合格投资者的教育，使其能在投资方面更加专业和审慎。

完善基金法治体系建设

肖宇认为，基金业的稳健发展需要建立法治体系，这一体系可从事前、事中和事后的角度来完善。

在事前准入制度方面，肖宇认为，基金登记备案制度与股票发行注册制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在制度的设计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，可以探索共通的制度内核。

在事中监管方面，肖宇表示，近年来，行业自律管理和行政处罚增多。在事后法律责任与救济方面，法院和仲裁委关于基金的案例同样增多。早年基金行业的案例多为公募基金“老鼠仓”，近年来私募的案例逐步增多，有关投资者适当性、忠实义务、勤勉义务、公平义务、知情权与信息披露的案例越来越多，司法救济在投资人保护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。

谈及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异同，肖宇坦言，相同之处在于，两者都是受人之托、代人理财，因此法律须保护投资人的信任。制度的核心就是信义义务。基金组织形式无论是契约制、公司制还是有限合伙制，管理人对投资者都有信义义务。

至于不同之处，肖宇认为，投资人和基金管理人双方的地位不同，因此在监管上应有差异性。公募基金监管严格、统一和细致，私募基金需要做好底线监管，防范系统性风险，同时要给私募基金意思自治一定的空间和灵活度。

汤进喜提议，私募行业可实行底线监管，以及区别于公募基金的监管。私募基金数量巨大，如果简单参照公募基金的监管方法，监管资源略显不足。因此，可明确行业底线，对触犯底线的私募进行严厉处罚。